纪念山东机器局创建150周年

　　1875年10月29日，时任山东巡抚丁宝桢上奏清廷，请在济南泺口创办山东机器局。这位封疆大吏在奏折中写道：“练兵必先利器，制造尤贵得人”。 11月8日，清廷正式批准丁宝桢的奏请。这是中国兵器江南工业集团兵工历史能追溯到的最早起点。

图为丁宝桢奏折

　　回望山东机器局建成之初，李鸿章应丁宝桢之邀为山东机器局题写的匾额“造化权舆”，寓意“天地始创，制造之源”(注：此处“造化”特指机械制造，“权舆”引申为技术自主开端)， 遂成中国近代制造业起点标志。回顾山东机器局那“操纵由我”的骨气，仍能给我们以深刻启示。

　　筚路蓝缕：洋务浪潮中的顺势抉择

　　山东机器局是晚清“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内忧外患交织、求强求富思潮涌动的必然产物。

　　在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及目睹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巨大冲击后，一部分开明官员和知识分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和“自强求富”的口号，山东机器局正是在这股全国性的工业化浪潮中，在北方地区绽放的一朵工业之花。

　　因此，在山东本地建立一个能够供应弹药、维修军械的军事工业基地，就成为加强北洋海防和京畿防务的迫切需求。加之丁宝桢这样一位富有远见和民族责任感的官员，站在山东独特的地理战略位置这一舞台上，审时度势、奋力推动，它的诞生也就水到渠成。

　　丁宝桢认为中国要自强，需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文化，“精求武备”“仿照外洋枪炮之巧如法制造”，这样才能“弃己之短，夺彼之长”。光绪元年(1875年)4月， 丁宝桢即以“加强海防”“军火自给”为名，几次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协商关于设立机器制造局与派员出洋考察的问题。

　　山东机器局的创建，标志着中国近代工业化浪潮从东南沿海向北方内陆的延伸。

图为山东机器局大门及匾额

　　战略布局：快速高效与操纵由我

　　经过考察，丁宝桢选定省城济南泺口以东一段“高亢”地带为址，买民地300亩，自造砖瓦，开始建厂。

　　山东机器局创建过程，有三个不同于其他近代兵工企业的突出特点：令人惊叹的建成投产速度;极其鲜明的民族自主意识;遴选且信任杰出的技术人才。

　　由于统筹有方，抓紧了选人、择厂、购械三件大事，故山东机器局的建厂工作办理神速，速度令人惊叹。“全厂告成，为期不逾一年” “自春及秋，业将机器厂、生铁厂、熟铁厂、木样房、画图房、物料库、东西厢、文案厅、工匠住房大小十余座，一律告成。其火药各厂，如提硝房、蒸磺房、煏炭房、以及碾炭房、碾硫房、碾硝房、合药房、碾药房、碎药房、压药房、成粒房、筛药房、光药房、烘药房、装箱房，亦次第告竣。”

　　洋务运动中,各地设局建厂多是“借材异域，聘请洋员”。值得称道的是，山东机器局建设中“所用司事、工匠皆中国人”。不使外洋一人夹杂其中，厂房建造和机器安装全部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这是丁宝桢当时的坚定主张。他一再强调：“所有一切建厂造屋及备办机器，并将来制造各项，均须自为创造，不准雇募外洋工匠一人，庶日后操纵由我，外人无从居奇，乃于国家有利。”在此思想指导下办成的工厂，曾有外国人曾比较客观地评述道：“这机器局值得注意的是一切厂房，一切西洋机器……全部系在中国人监督下装配起来的……所有的机器都完美地转动着，没有丝毫震荡。”

　　以上两点能落实到位，在于丁宝桢知人善用。他将选人才视作办厂的第一要事。他说：“练兵必先利器，制造尤贵得人。”于是他调用了徐寿之子，曾在江南制造局“考核多年，翻译各种书籍，于化学、机器、枪炮、军火讲求有素，而于中外情形尤为熟悉”的徐建寅。他招揽的还有王闿运门下“三匠”之铜匠曾昭吉，为清末著名科学家、兵器制造方面的天才人物;“于机器、洋务颇能讲求”，素有“廉吏”之称的济东泰武临道薛福辰。丁宝桢委派徐建寅为机器局总办，薛福辰为会办，凡事皆与徐、薛两人商量。

　　靖海安边：天下良器难挽帝国夕阳

　　山东机器局建成后，成为我国近代史上最早以蒸汽动力进行机械化生产的军工机构。其各式机器都是由徐建寅从英商蒲恩公司订购，有些制药机器是由其父徐寿亲自设计在英国退辣仑公司加工制造的。与外国诸厂相比，徐建寅称之为“天下第一良器”。

　　此后，山东机器局逐渐发展成为洋务军用工业中具有代表性的省办中型机器局。据资料，1875年至1878年的3年间，生产火药累计达14万磅;1879年，年产火药11万多磅、子弹5万粒、炮弹2950颗、铅丸10.5万粒。至此，山东省内的登荣水师、烟台练军每年所需的火药皆可以由机器局自行供应。

　　山东机器局从创建到1937年的60多年间，在加强海防，保卫边疆以及反侵略战争中，做出了一定贡献。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后，为支援战争急需，火药年产量增加到12.3万斤，铅丸达到396.2万粒，同时还开始制造后膛枪弹及拉火等。

　　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时，为“靖海安边”，山东巡抚李秉衡大力扩充机械局的设备和制造，年产火药15.7万斤，铅丸增到139万粒，铜帽达到442.9万粒，新造火炮9门，新式大抬枪222杆。

　　1900、1901年抗击八国联军入侵时，年产火药24万斤，各种枪弹214.58万粒，铅丸达到364.16万粒，修理各种枪支19431杆。

　　1904年和1905年，山东机器局向德商瑞记洋行购进7.9毫米枪弹机53部及全副修理器具。这些机器安装后，制造新式枪弹，日产6000-7000发。直到辛亥革命清王朝灭亡时，山东机器局一直维持比较兴旺的势头。

　　1912年山东机器局改名为山东兵工厂，1919年更名为新城兵工厂，1929年更名为济南兵工厂。

　　1936年前后，全国掀起抗日运动的高潮。济南兵工厂的连年加大制造，月产七九步、机枪弹313.3万发，手榴弹月产由过去的4.5万颗增加到7万颗。除此还生产了大量的空包弹、飞机炸弹引信等。

　　烽火西迁：山河破碎中的兵工长征

　　“关河岂必丸泥封”。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进逼山东，济南兵工厂奉令西迁。8-10月，由总务长王纯儒带领，将工人、设备等分14批迁往西安。厂内仅留下几个守护人员，几濒荒废。

　　迁往西安后，于1937年11月改为陕西第一兵工厂筹备处。1938年2月兵工署采用数字代称原先兵工厂名称时，由于地处陕西，得名军政部兵工署第三十工厂。

　　三十兵工厂在西安只是过客。1938年4月，在兵工厂内迁的大背景下，再经汉口迁重庆。重庆第三十兵工厂，对外称济川公司，所在地为王家沱，主管为李世琼，主要产品有手榴弹、掷榴筒、掷榴弹、缓燃导火线，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其应有贡献。

　　江南工业集团档案室有资料记载其来历：

　　本厂前身为“济南兵工厂”，为适应战时环境，初迁陕，改为“陕西第一兵工厂筹备处”，继迁渝，改为“陕厂迁渝筹备处”，后定名为“第三十工厂”，以迄于兹。

　　1948年2月，重庆第三十兵工厂时任厂长赵达带领一批人员到武汉接收第十一兵工厂(其前身为汉阳兵工厂和巩县兵工厂留在湖南的部分)的主要人员和机器设备，改名为武汉第三十兵工厂。重庆原第三十兵工厂则改为其分厂，有4个制造所，1500余员工，1949年6月划归第三十一兵工厂。

　　一年之后的1949年2月，在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势之下，武汉第三十兵工厂被白崇禧强迁广西柳州。1949年11月25日，柳州解放，柳州三十兵工厂隶属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工业部军工处领导。同年6月，更名为柳州兵工厂。1951年4月5日，奉令改为七四工厂， 8月，改名为中央兵工总局第八八四二九厂(简称八八四厂)。

　　在柳其间，三十兵工厂先后分出部分人员前往汉阳新新工业公司(后迁往湘潭、汉阳七六八厂、株洲二八二厂。1952年7月，此三厂合并为江南机器厂。1953年1月，柳州八八四厂奉令合并于江南机器厂。至此，山东机器局变迁而来的三十兵工厂主脉落足于韶峰脚下，开始了70多年的稳定发展。

图为山东机器局火药库遗址

　　薪火相传：工业血脉与时代新章

　　从泺口到重庆，再到武汉、柳州、湘潭，山东机器局的火种从未熄灭。

　　山东机器局原址厂区，被日军占据后为新中华火药厂，抗战胜利后为济南兵工厂火工厂，1946年改名为第四十四工厂第五制造所。后更名为工业局三厂，1951年改名为新城化工厂，1953年改称为山东化工厂。现为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山东北方现代化学工业有限公司，2010年全面参与兵器工业集团材料研究院重组。其厂区内，建于1875年的公务堂及东西厢房、建于1976年的火药库及部分厂房和试验场所，保存完好。一个巨型的压药磨盘，极似一个日晷，背黄河、面泰山，立于厂区中心，展现着当年大型兵工企业的气度。

　　重庆的三十兵工厂移交第三十一兵工厂后的历史不详。其王家沱原址和大佛寺厂区原址，都已无兵工厂遗址和大型工业企业。

　　武汉的三十兵工厂厂区和部分留守人员，由武汉军管会接管。1949年8月，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后勤军械部修械厂，即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3303厂。

　　柳州三十兵工厂蟠龙山厂区变为了瀑布公园。山顶一路排下去的是三十兵工厂留下的几个大水池，历70余年犹保存完好，静默地诉说着历史。

　　为支援抗美援朝集结而成的江南机器厂，作为山东机器局一脉的主力，从生产手榴弹开始，逐步发展为了现中国兵器直管单位江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积七十余年之功，已发展成为国防科技工业具有科研、生产双重资质的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创新型企业，且使汉阳兵工厂、巩县兵工厂、山东机器局所生产的弹箭系列产品链保持了一百多年的延续。

　　“江水迁移未可知”。山东机器局一个半世纪的浮沉，正是中国近代工业从艰难草创到自立自强的缩影。其“自主创造、不假外求”的核心建厂精神，与当代中国科技自立自强的主张遥相呼应，穿越历史长廊而依然振聋发聩。

　　作者：刘可亮